策略和實力的比試 — 記在「五一勞動節」的反思

「五一勞動節」 是紀念1886年5月，美國爆發全國性 「八小時標準工作日運動」，全美各地勞工在五月一日罷工，上街遊行示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最後，導致五月四日芝加哥乾草市場爆炸案，四名工人和八名警察死亡，七十多人受傷，到五月二十七日共31人被捕，包括工會領袖、勞工報編輯和社運活躍份子，經過一翻過濾和賄賂，最終有八人被起訴，其中一人逃走了，在開審日走回法庭自願受審，跟伙伴共同進退，而其中五人被判死刑，當中一人在行刑前一天於獄中引爆炸彈自殺。1889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勞工會議把1990年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以聲援美國「工時運動」的勞工和紀念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Haymarket affair in Chicago) 的受難者。自始之後，工會領袖就藉這場工人流血運動喚醒工人團結，爭取勞工權益。

很快，「五一勞動節」又要到來，大家認為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工人的生活普遍改善了，還是變得更惡劣？工人的權益進步了，還是原地踏步，甚或倒退？筆者相信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成長背景或不同學科訓練的人，對以上問題的看法和回應存在很大的差異和爭論。

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運作確實大幅改善了一群人的物質生活，這包括大量城市勞工，並創造了一群中產階級，然而勞工的工作保障和利潤分配等問題似乎還存在很多困擾。如已經持續了一個月的貨櫃工人罷工事件，到今天還看不到事件有任何實質進展和解決跡象，這反映了甚麼問題？

談判實力建基於經濟發展方向

不少人把「貨櫃工人罷工事件」膠著狀態歸結於「政府辦事不力」、「外判制度禍害」和「大財團缺乏談判誠意」等，筆者認為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導致這一連串現象出現，主因是香港貨櫃物流業優勢下降，工人以罷工損害營運商經濟利益有限，不足構成對等的談判實力。筆者相信職工盟已經洞識到這點，並總結了過去幾十年各國罷工成敗的經驗，就明白到有效喚起群眾支持和參與，對政府和企業可產生巨大的壓力，這是談判成敗的關鍵。故工會試圖發動更大範圍的杯葛和罷買行動，喚起市民關注和支持，惜效果並不明顯。若大部份市民對一連串的「佔中」、「拉布」、「愛港愛國」等政治議題爭論感到煩厭，工會把行動進一步政治化可能會導致參與市民減少，經濟學稱為「邊際效用遞減」現象。

從碼頭營運商多日來的全版登報聲明，和黃集團似乎有心跟職工盟打一場「硬仗」，而非「談判」，原因有政治因素的考慮，也有經濟因素的計算，甚至可把罷工事件轉化有用的一步棋。問題是碼頭營運商為何有「打硬仗」的實力？關鍵在於廣東省的港口佈局和規劃為和黃帶來珠三角港口營運的風險分散機會。

根據 2012年11月發布的《廣東省“十二五” 沿海港口發展意見》，廣東省為了保持其加工貿易和工業生產的優勢，必須加強海陸運輸物流建設發展，把省內十四個主要港口進行有規劃發展，推動傳統港口向物流型智慧港口發展，把粵東地區的汕頭港、潮洲港、揭陽港和汕尾港配合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優勢，跟台灣進行經濟互補；粵西地區的湛江港、茂名港則充份發揮跟東盟經濟區的聯系融合，並在廣州南沙地區和深圳建設航運服務集聚區，加快鐵路與港口的聯繫工程，這類大規模的產業政策，過去在日本、台灣和南韓都發生過，可惜香港的政治因素影響了她跟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整合。

跟香港鄰近的深圳港的吞吐量近年持續上升，但香港港口的吞吐量自2006年達到約2350萬標準箱後，過去七年沒有甚麼明顯增長，2012年則約2300萬標準箱。今年深圳港吞吐量將有機會超越香港，成為全球港口吞吐量第三大港口，這反映新增貨運需求正逐漸流往鄰近港口。事實上，深圳港東翼鹽田港的大股東正是和黃，這是和黃在國際集裝箱中轉業務的戰略後備基地，即和黃有足夠空間在葵涌處理約 30 % 的本土直接貨量，而 70 %的香港轉口貨量，可部份轉到鹽田港處理，這可能會帶來和黃集團一些損失和麻煩，但足夠令和黃逐步減輕工潮帶來的壓力。長遠來說，不讓工會嘗到甜頭，有利於日後跟工會博奕和構成罷工的阻嚇作用，降低日後勞工風險成本。

當碼頭營運商訂下了跟工會的對策，也計算了「打硬仗」的子彈，政府可做的事不多，除非出現重大危機，逼政府強行出手直接干預，但這代價將是沉重和深遠。

利用市場機制提高工人談判能力

在全球化盛行，高科技生產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下，大財團可充份透過分散營運和利用自動化生產來抵禦各類勞工運動和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事實上，工會的傳統策略只會打擊規模較少的企業，導致中小型企業經營困難，而被逼縮減生產規模或離開市場，這只會進一步令就業市場趨向僱主壟斷 (monopsony)，在缺乏就業選擇下，工人的談判能力只會被弱化。

經濟學在評估失業率的影響，有一量尺，就是只包含工作轉換所產生失業的「自然失業率」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只有高於「自然失業率」的失業數字才是經濟學家所關注，它反映的不是失業問題，而是職位空缺減少的問題。有充足的職位空缺供應，失去一份工作不是問題，轉工轉業就可以；但若職位空缺不足，失業就變成一種焦慮和徬徨。

所以，讓工人生活好一點在於一個企業競爭激烈和工種多元化的就業市場。故此，工會的戰略應倡議有利中小企生存和增長的相關法例，藉以增加工人就業機會。就業機會增加，就業流動性就會提高，談判能力也自然提升，利用市場提高工人談判能力比運用權力提升其談判力更為有效，這就是「市場經濟學」的核心所在。事實上，工會可考慮轉型成為關注勞工權益的社會企業，以企業主身份提供更多良好福利職位來加劇勞工市場的競爭，跟他們的對手(企業) 爭市場的勞動力，改善勞工福利，比現在「兩敗俱傷」的罷工策略，更能減少對勞工的損失和傷害。

註：文章曾刊於《南華早報中文網》，2013年4月28日。